事關全國金融工作調整和布局的節點性事件正在不斷臨近。

　　據日前多家媒體報道，五年一度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將于本月14日召開。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亦從多名接近監管層的行業協會、機構人士處證實上述會議不日即將召開。

　　記者同時獲悉，為了準備此次會議召開，一些監管部門正在將其涉及監管協調、混業領域的事項安排進行“前提”。

　　“目前的確正在等待會議的召開，這個會議過去通常都是在年初，這次擱到了年中。”7月10日，一位接近監管層人士表示，“我們之前有一些工作想在月內完成，目前都加緊節奏提到了上一周。”

　　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獲悉，混業金融領域潛在的風險問題仍是業內關注的重點。此外，多位業內專家認為，現有金融監管體制的協調強化也有賴于相關立法的完善予以配套。

　　“防風險”被重點關注

　　自“十三五”規劃提出“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后，有關金融監管體制調整的猜測便始終不斷。

　　業內專家指出，隨著金融混業化的加劇，當期金融體制調整的內在需求也不斷上升，而監管層已對此進行大量調研準備。

　　北大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7月10日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當前整個金融行業從分業向混業轉變，體系的多元化發展要求體制進行轉變，根據需要建立符合發展方向的體制。

　　對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力度，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也在7月10日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監管層）前期已經做了大量調研、準備工作，基本完成前期工作，有關認識的統一、提高，方案的討論、形成就更加關鍵。”

　　而部分高風險的金融領域，成為了當前金融體制改革預期中被關注的重中之重。

　　“金融風險由傳統的信用風險向市場風險發展，無論哪個機構都面臨一定的風險，要根據它們不同的性質加以防范。”曹鳳岐指出。

　　“風險積累最多的領域，要分析是由自身內部管理不善造成，還是缺乏外部監管等造成。”趙錫軍表示。

　　趙錫軍同時認為，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也需要解決原有金融生態存在的高風險、高杠桿等問題。

　　“金融是服務于經濟的，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意味著金融也發展到了相應的階段。”趙錫軍說，“需要認識并理解這一變化，學會適應，找到新的發展機遇。過去追求規模擴張、速度至上的服務方式會帶來高杠桿、高風險，影響金融安全，而轉向以質量、效率為目標的服務方式則需要相應的監管。”

　　“現在金融創新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各種復雜的業務創新出現，包括各類跨市場、跨機構的業務中包含的風險更加隱蔽和復雜，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監管的難度，甚至有部分監管覆蓋的領域，存在監管缺失的問題。”7月10日，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表示，“這就需要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根據其風險的形態特點進行相應防控規劃，以防范系統性風險為重，要對風險引爆點保持高度的警覺性。”

　　值得一提的是，7月4日央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也表態將通過強化功能監管和政策協調性來預測、防控金融風險：“下一步聯席會議將強化功能監管、綜合監管和行為監管，實現金融監管全覆蓋。繼續加強對跨市場金融風險的監測預警，強化對重點領域金融風險防范化解的政策協調和行動配合，著力提高風險應對處置能力。”

　　協調組織有望浮水？

　　在受訪的業內專家看來，以一行三會為基礎構建新協調機制，或大概率成為此次金融工作會議有關強化協調監管的方向。

　　7月10日，曹鳳岐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就指出，對于監管協調機制的改善，可能會通過“成立聯合的一行三會行政機構，協調重大決策”來實現。

　　“要針對金融領域核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要判斷其在現階段的表現及由什么原因造成，然后做相應的制度安排，還要對未來金融業怎樣服務實體經濟做出判斷和規范。”趙錫軍指出。

　　潘向東則指出：“新監管框架既要能全面覆蓋金融監管漏洞，實現監管效率的全面提升，又要能進一步推動整個金融體系的效率與公平，還要能充分顧全到現有利益格局，需要智慧與能力并重。”

　　而在多位專家看來，金融體制的調整改革除安排新的組織機構設置外，更需立法層面的保障。

　　“服務的對象發生改變，需要對應的立法保障其健康運行。”趙錫軍說，“過去的風險表現、運行環境等不如現在復雜，因此舊的法律法規可能無法適應新的經濟形勢，要服務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則需調整相關法規。”

　　“涉及法規立法，也需要根據發展不斷修改，適應需要，而且要加強執法力度。”曹鳳岐表示。

　　具體而言，同一金融產品歸屬不同金融監管部門帶來的監管割裂問題，就需要通過配套立法進行修正。

　　“例如《證券法》規定股票、公司債券、證券投資基金由證監會監管，但本質屬于投資基金性質的銀行理財產品卻歸銀監會監管，這不利于保持投資基金市場的完整性。”潘向東表示，“從這個角度看，金融體制改革需要涉及金融法規立法建設，以更好地實現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并舉，提高金融監管的專業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