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越來越多基金公司近年來 越發重視基金經理業績的長期考核， 但相對排名的存在卻始終令基金經理難以忽視短期業績，這幾乎成為行業的無解命題。
不愿等到年終獎落袋，剛邁入2019年，公募基金離職潮苗頭就顯露出來。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開年的短短一周多以來，離職基金經理人數已達6人；離職高管人數1人。
較上述數據更能反映人員波動的是基金經理變更人數。僅今年以來，發布基金經理變更公告的基金公司中，涉及基金經理離任的多達47家。
其中，有較大一部分基金經理離任之后不再繼續擔任公司基金經理一職，且同時卸任多只基金，按照行業慣例，這極可能是離職的前奏，只是尚未發布離職公告。
按照行業慣例，基金公司的年終獎發布時間在次年的4至5月。在這之前選擇離職的基金經理儼然已經不在乎2018年年終獎；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若是因業績太差而提前離職，可能本身就無年終獎可言。
有資深公募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自去年底至今的公募離職隊列中，因2018年基金業績不佳而被迫提前離職的并非少數。尤其基金高管的變更，大概率與此相關。
業績不佳觸發離職潮
僅1月10日，就有10家基金公司發布基金經理變更公告，同時還有1家基金公司發布高管人員變更公告。其中，多家公司均是數則變更公告齊發。
以中銀基金為例，1月10日該公司接連發布了4則基金經理變更公告，涉及2名離任基金經理。其中1名基金經理同時卸任3只基金，其離任原因為另有工作安排，在“轉任本公司其它工作崗位的說明”一項上顯示為“無”。
1月3日，東方基金也因連發6則基金經理變更公告而引起市場注意。這些公告涉及東方主題精選、東方多策略、東方岳、東方新策略、東方鼎新以及東方龍6只基金，這幾只基金主要為混合型及股票型基金，涉及離任的基金經理有3名，離任原因均為“公司業務需要”。
實際上，在2018年底就有多家基金公司連發數則基金經理變更公告，如國投瑞銀、銀華等。其中，銀華在2018年12月28日和29日連發8則基金經理變更公告，涉及銀華和諧主題、銀華富裕主題等8只基金，涉及到的離任基金經理有2名，其中包括頗有名氣的周可彥。
就周可彥離任前管理的5只基金來看，在2018年均遭受一定程度虧損。
不難發現，近期發布基金經理變更公告的基金，普遍以股票型和混合型為主。其中不少基金2018年業績欠佳，且伴隨著規模的明顯縮水，少部分基金已經淪為規模5000萬元以下的迷你基金。
1月10日，滬上一位資深公募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稱，“雖然基金經理離職的原因有很多，但與大環境的關系是始終保持緊密的。就今年而言，或者可以說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形成的公募離職大軍中，很大一部分還是與業績不佳有關。就好比牛市時也有公募離職潮，但那時主要是基金經理為了追求更高的激勵而跳槽或者奔私，眼下這波離職潮顯然與2018年虧損嚴重有關。”
實際上，不僅基金經理群體出現人員的大幅波動，去年底以來，基金公司高管離職的消息也層出不窮。僅2018年年底，涉及到總經理變更的就有寶盈、德邦、金鷹等。其中，寶盈基金總經理去職的背后就被市場解讀為與寶盈近兩年發展步伐落后有關。
公募相對收益考核嚴峻
公募離職潮背后，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公募基金考核機制帶來的現實壓力。
盡管越來越多基金公司近年來愈發重視基金經理業績的長期考核，但相對排名的存在卻始終令基金經理難以忽視短期業績，這幾乎成為行業的無解命題。
1月10日，華南一位公募投資總監向記者談及了其所在公司的考核機制。該權益總監表示，“我們公司實行三年滾動業績機制，例如最近一年的業績占40%，前兩年的業績各占30%；或者是三年業績按照20%、30%、50%的比重來看。有的基金經理還無法達到三年的任職經歷，那么對他（她）的考核肯定是當年的權重要高一些。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會有一個最后的綜合打分，根據打分情況來制定獎勵水平。就獎勵而言，基金業績行業排名1/2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分水嶺。”
上述人士進一步談道，“雖然是看三年業績，但一旦基金經理年內在市場排名特別靠后，就要進入觀察階段；如果連續兩年在市場相對靠后，則要面臨很大的壓力。因為公司不會等到讓你連續三年業績還是很差，如果兩年后依然不行可能就要自己主動走人，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上述人士補充道。
深圳一位受訪公募人士向記者透露了相似情況。“我們公司年前也有基金經理離職，該基金經理管理的產品在2017年業績排名已經非常靠后，2018年更是難以翻身，最終投資人大量贖回基金，他也只能選擇離職。其實公司也沒有強迫他離開，但這種情況下基金經理一般也不會再繼續留下。”
無疑，相對排名的壓力，也是促成基金經理離職的重要因素之一。
《電鰻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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