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阿來那里，寫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聽憑機緣的發生，機緣到來時，故事自然會從某個人的意識中探出頭來，在世間流傳。”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這樣形容阿來在《云中記》中的寫作。

阿來此次創作源起是其對于汶川大地震的感悟，在川藏長大的阿來對故鄉有著深厚的感情。汶川地震時，他目睹了這場駭人的災難，心靈受到巨大的震顫和創傷。在《云中記》中，阿來講述了汶川地震后，四川一個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的隕落與重生，通過村里祭師對于亡靈的追念糾結，呈現出自身對于生命、文明的思考。

　　“如果說《塵埃落定》是一個古老的世界，面臨的是巨大的歷史性變異。到了《云中記》，就是自然的災變對這個世界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干預，這個干預是具有根本性意義的。”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認為應該從阿來的整個創作中估量《云中記》的意義。

　　李敬澤坦言，《云中記》既是追憶，也是召喚。不管世界上有沒有靈魂，人都需要有一個行動去召喚那些已經逝去的東西。“我們通過召喚重建我們的生活，通過召喚確立我們現在生活的意義。”李敬澤說。

　　文學評論家胡平指出《云中記》和多見的世俗性寫作不大相同，“精神性的寫作涉及真理、真相、正義、良知、救贖、寬容等，在世俗眼光中也許都是虛無縹渺沒有實際用途的東西，但是作家不能這么想。作家的重要責任之一就是引導人往虛處想，承認一些形而上的價值觀念。”他非常欣賞這部作品的寫作風范，認為文學有義務表達這種圣潔的、不食人間煙火的感情。

　　哈佛大學威爾森教授曾提出阿來的小說里有一種親生命性，評論家孟繁華對此深以為然，“這是人類對于這樣一種非常曖昧的、溫暖的情感的表達”。

關于《云中記》的題材，孟繁華認為，“這部小說超越了5·12地震題材，作家在書寫生命的時候要提供一個新的反省，這個新的反省就是小說里面要表達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中國的小說。”詩人歐陽江河認為，人在巨大的悲痛和災難面前，會呈現出一種“失語”的狀態，而阿來卻找到了這種“語言”，并且把它敘述了出來。“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文，阿來是一個祭師般的文學家，他把音樂的語言也放進了文學作品中去。出于節奏的、呼吸的、換氣和轉調的需要，小說中有大量的重復，但是每個重復又有非常微妙的區分。”

　　阿來直言，汶川地震中他看到了很多種死亡，所以十分渴望發出一點聲音。長時間的思考后他發現，一個面臨死亡的人不止有痛苦和恐懼，還有對華美的、莊嚴的生命強烈的表現，這一點不虛假，非常了不起。

　　“寫了這部小說，我心里老擱著的一個東西就結束了，對我來講也是一種解脫。”阿來說。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