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歲的李賽突然“火”了。

        為這位研究方向“很小眾”的高校青年學者帶來“流量”的,是全球第一張新冠病毒的3D影像——近日,由清華大學李賽實驗室和奧地利納米制圖公司、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國王科學技術大學伊萬·維奧拉團隊合作的新冠病毒高清科普影像問世,首次用影像化方式為大眾揭開了新冠惡魔的真“像”。

        這個成果實際上是李賽團隊的第二步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步“發不出成果”。

        去年9月,李賽實驗室與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李蘭娟院士課題組合作解出世界首個完整新冠病毒真實結構,被國際權威期刊《細胞》審稿人稱贊:“這項工作展示了迄今為止我所見過的最完整新冠病毒形象,這也是使用冷凍電鏡斷層成像方法解析完整顆粒結構的一次絕妙的應用。”

        按照慣常的科研路徑,到此,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李賽實驗室卻并沒有如此選擇,而是進一步影像化,為下一步的大眾科普奠定基礎。

        從“搶發頂尖期刊論文”到做“發不出論文”的成果,從前沿攻堅到大眾科普,李賽團隊的新冠病毒研究道路展示了一種與以往不一樣的科研進路,也引發了記者思考:在“破五唯”的背景下,在眾多高校科研工作者被論文、結項裹挾的當下,這映射出什么樣的科研初心?又誕生自什么樣的土壤?

        1.科研的初心究竟是什么?

        “只要這個研究對社會有價值,能夠幫助年輕人去更多地關注科學,能夠讓社會變得更好、更健康,那就是值得的。”

        記者:你的團隊什么時候開始專注新冠病毒研究?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賽:通俗來講,我的專業就是用冷凍電鏡斷層成像技術給一些囊膜病毒“拍照”,解析其完整結構。

        從去年1月底開始,我和團隊的工作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與李蘭娟院士團隊合作解開了新冠病毒全病毒三維結構,這展示了迄今為止最完整新冠病毒形象。另一個就是最近比較受關注的所謂“發不出論文的成果”,在新冠病毒三維結構的基礎上做了渲染及動畫處理,讓更多民眾能夠看清楚這個病毒究竟長什么樣,明白它有什么特征,相當于給它貼出了一張“全球通緝照”。

        記者:這兩個工作都得到了很大的關注:一個登上了頂級期刊,一個被公眾矚目。這其中有什么訣竅?

        李賽:從做這個課題開始,我想得最多的是責任。我的標準很簡單——只要研究工作對社會有價值,能夠幫年輕人更多地關注科學,能夠讓社會變得更好、更健康,那就值得。

        為什么能這么“幸運”收獲還不錯的結果,取決于我們做事的標準和態度。科學研究,某種程度上就像你跟另外一個公司去競爭研發一個新產品,你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在這個產品有一點成型的時候,就立即把它推出來搶占市場;另一個思路是精雕細琢地把這個產品做得非常完美、再推向市場。往往采取第二種路線要冒很大風險,但我喜歡這種“打法”。

        在剛開始攻關時,我們就判斷,國際上至少還有兩個團隊有能力且極有可能在做同樣的課題。科研競爭向來激烈,那時新冠病毒的完整結構便是大家競相摘取的結構生物學王冠上的“寶石”。其實去年5月,我們已經重構出新冠病毒的表面,這個時候投稿一流期刊,憑借時效性和影響力有很大競爭力。但我把這篇論文“壓”住了,因為新冠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其實不難解析,可我從一開始就想要看完整病毒的結構,只看到外面不算完整。

        這份堅持也給團隊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因為6月下旬,兩位國際競爭者已經將新冠病毒“外貌”的研究成果于網絡上發表。當時許多前輩不斷打電話關心科研進展,團隊學生看了別人的結果后,也憂心忡忡地和我說,競爭團隊對于病毒表面蛋白信息的結論都和我們一模一樣。

        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將結果書面化,并公之于眾。那段時間非常煎熬,我不停地喝咖啡,不怎么吃飯睡覺。最后我們的刊發時間比兩個競爭者晚了10天左右,但依然發在了最頂尖的期刊上,無論是編輯還是審稿人都認為我們是“唯一把病毒體內結構‘看’出來的”,這是跟其他工作不一樣的,是獨一無二的部分。

        記者:兩個工作,一個“搶發論文”,一個“發不出論文”,好像有些矛盾。“破五唯”背景下,你怎么看待科研與論文的關系?怎么理解科研初心?

        李賽:這并不矛盾。“發不出論文的成果”恰恰建立在我之前的科研基礎上,我知道它足夠扎實,所以才有底氣去做科普。對于自然科學而言,論文非常重要。能被頂尖期刊接收的成果,意味著被頂尖專家認可、有一支非常專業的隊伍對它進行了去偽存真的論證,是經得起檢驗的。

        “破五唯”,絕不是不要論文。對于科學家而言,需要想得更多的可能是發一篇什么樣的論文,或者是做什么樣的科研。

        我做的其實是冷凍電鏡里一個非常小眾的方向,博后第三年時,我非常困惑,因為一直沒有很大的文章發表,做項目也比別人要慢,甚至我曾經的導師都放棄了這個方向。我也想過是不是要換一個相對容易的方向,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但那樣我將變成一個“跟隨者”,而不是“引領者”。我最后堅持下來了,因為作為一個“引領者”的意義要遠遠大于“跟隨者”。就好比剛才發論文的取舍,我就會想,我到底是要做一個足夠快但只是和別人一樣的,還是一個新意滿滿的研究。

        2.論文刊發,科學家的使命就結束了嗎?

        “科學家肩負的使命不能脫離公眾而存在。這些圖片視頻雖然不是可以發表論文的成果,但對于社會的價值和意義,卻可能超出深奧論文本身。”

        記者:你做的第二個工作很有意思,讓很多普通老百姓知道了新冠病毒長啥樣。對你的研究來說,做這件事是必要的嗎?

        李賽:在解出新冠病毒的第一個全病毒三維結構后,我們馬上投入到第二期科研中,盡管目前還沒有發表,也取得了一些非常不錯的進展。但實話說,做影像化這件事情確實會分割掉一部分精力。

        為什么要去做?我們的工作發表之后,在推特引起了很多討論。當時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并不相信有新冠病毒的存在,認為是“陰謀”“騙局”,毫不在意,我們的工作也由此不斷被一些反擊陰謀論的民間人士引用。我曾收到一位美國護士的郵件,問我能不能公開做實驗的所有視頻,因為就在她工作的ICU病房,很多病人至死都不相信自己是感染了一種叫作“新冠病毒”的病原體。這讓我特別深刻地覺得,人們對自己看不見的東西總會掉以輕心,只有盡快將病毒真實、完整、清晰地呈現給世界,讓大家看到它的駭人形象,才會讓更多人重視起來。

        那時我們也接到了很多合作邀請。其中阿卜杜拉國王科學技術大學的一支專注微觀生物影像的計算機視覺團隊,希望跟我們共同開發更科學、更真實的新冠病毒科普影像。經過無數封郵件、電話會議溝通后,我把一個存有2TB電鏡數據和結構的硬盤寄到了沙特阿拉伯,基于我們團隊解析出的全病毒三維結構,維奧拉團隊利用人工智能圖像處理優勢,構造了病毒的精細3D影像,并由奧地利納米制圖公司制作成視頻。

        記者:現在很多高校科研人員都背著論文、成果的評價與考核。你一定也有這些壓力。這也許在別人眼中是“浪費時間”,你怎么看待它的價值?換句話說,論文刊發了,是不是科學家的使命就結束了?

        李賽:科學家肩負的使命不能脫離公眾而存在,科學家有責任讓更多民眾看到前沿研究的價值所在,特別是在面臨新冠肺炎疫情或者國家“卡脖子”關鍵問題上。這些圖片視頻雖然不是可以發表論文的成果,但對于社會的價值和意義,卻可能超出深奧論文本身。

        之所以會有“浪費時間”這樣的觀點,除了不是每個學科都適合這么做外,更重要的是,在現在的環境下拿出時間做科普,對科學家個人的職業來說并沒有很大加分,有時甚至會被認為“不務正業”。

        在國內,基本上你的論文發在什么刊物上,這項工作就算大致有了一個水平的展示了,最多可能再看看引用次數。但在一些國家,對于一篇論文有更加綜合的評價因子,涵蓋了引用次數、國際同行推薦次數、維基百科是否收錄、社交網站討論度、新聞報道等多維評價指標,既強調學術界的關注度,也包含了社會的討論度和大眾影響力,可以對研究本身的價值有更加全面客觀認識,努力往更大范圍進行普及。

        3.推進科研,好的科學共同體有多重要?

        “好的科研帶頭人像一個群體的‘領頭羊’一樣重要。他們眼界高遠,看重的不是一時的論文數量,而是一個朝陽的領域和一個有潛力的人。”

        記者:科研攻堅中,你得到了學校、學院和很多科學家幫助。有哪些感動的回憶?

        李賽:太多了。最開始的時候沒有病毒,就沒有結構可解。自己多方聯系無果后,我把研究計劃告訴了施一公院士,他馬上幫我聯系了李蘭娟院士團隊。當時,李院士那里擁有多株病毒株,在聽了我對病毒樣品的詳細要求后,他們專門針對電鏡研究進行了病毒篩選,還為我們專門成立了一個擴增病毒小組,將病毒進行嚴格的滅活處理及失活驗證。

        初稿剛寫出來當晚9點,我發給一公。沒想到第二天早上8點,他就把改好的稿子發給了我。他其實非常忙,我很感動,而且他可能一晚沒怎么睡。整篇稿子改動了將近30%,一些標注的細節也沒放過。

        記者:這種來自科學共同體的支持,對你的科研有什么推進?對于年輕學者而言,這是你們期待的一種好的科研生態嗎?

        李賽:其實在科研上,我在2020年之前都是比較“慘”的狀況,沒有拿到過任何項目、也沒什么頭銜帽子。講一個好玩的例子,有個學生來參加我實驗室的面試,報考理由是“我把生命學院70多個老師所有簡歷都看了一遍,您的文章是比較靠后的,但能在清華得到資源和支持,一定有什么過人之處”。

        我覺得對于年輕科學家,特別是基礎學科的年輕科學家來說,好的科研帶頭人就像一個群體的“領頭羊”,一個學術自由、支持充分的環境生態也特別重要。

        第一是不僵化的考評機制。2017年,清華的顏寧教授到牛津大學進行學術報告,華人科學家章佩君教授把我推薦給了她。其實我當時也知道清華正在找我這個研究方向的人,但一看清華學者論文都發那么多,特別沒有底氣,猶豫了半年也沒有投簡歷。可顏寧給我的第一封郵件里的第一句話就打消了我的顧慮:“清華生命學院不是找有CNS(注:《細胞》《自然》《科學》三大頂尖刊物)的人”。他們眼界很高、很遠,看重的不是一時的論文數量,而是一個領域和一個人的發展前景,所以我是破格進入清華的。包括現在我們在考評時,依然秉承這樣的原則,不過于看重文章數量,而是綜合看你的代表作、你的領域、個人潛力,這對年輕人非常重要。

        第二是長期穩定的支持。雖然我沒有拿過任何項目,但很幸運被編入了清華-北大生命聯合中心和北京市結構生物學高精尖中心。兩個中心每年會給一些固定的經費支持,5年考核一次,通過考核就能繼續得到經費。如果說我能守住初心、去做一些長線的科研,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4.“沒經驗的團隊”打高難度戰役,對培養學生意味著什么?

        “我常常和學生說,我們這些研究病毒的人,要在太平時期甘坐冷板凳;在有重大疫情時,要有勇氣挺身而出;在得到關注的時候,不要膨脹。”

        記者:和你并肩奮戰的是一群很年輕的學生。作為導師,你最想傳導給學生的是什么?

        李賽:我的團隊年齡平均只有28歲,我大大拉高了平均年齡線(笑)。在做這個研究前,他們幾乎沒有過一次完整的科研經歷。第一個趕回學校的學生宋雨桐,從老家回來時穿著雨衣、戴著兩層手套,來了才知道她的研究對象就是可怕的新冠病毒。研究過程中,她還被電鏡下密密麻麻的病毒嚇哭過。

        在新冠之前,我們研究的囊膜病毒遠不如登革熱、埃博拉臭名昭著,它們也許只存在于西非一些國家,因為極高的致死率和極快的致死速度,甚至傳不出一個國家、一個村莊,因此沒有引起較多的國際關注。但必須要有團隊持續研究,一方面是防止這些病原體被利用做生化武器,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種渠道都有可能將這種小范圍傳播的病毒變成全人類的災難。此外,沒有此前長期從事這類病毒工作的積淀,我們不可能短時間攻下新冠這座堡壘。

        做基礎科學的人一定要能耐得住寂寞、要有社會責任感。我常常和學生說,我們這些研究病毒的人,要在太平時期甘坐冷板凳;在有重大疫情時,要有勇氣挺身而出;在得到關注的時候,不要膨脹。這是我最希望他們能夠保有的品質。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