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風滿樓。

        數字貨幣價格頻繁暴漲暴跌、投機炒作氛圍狂熱，圍繞數字資產的亂象甚至犯罪行為已引起各方高度關注。日前，比特幣交易再遭商業銀行“封堵”就是一例。

        中國證券報記者近期調研發現，數字資產交易平臺魚龍混雜已有時日，亂象頻發：有交易平臺將老年人當作“收割對象”，“引流”套路涉嫌傳銷;有交易平臺與“帶單老師”合作，投資者“上鉤”后，用技術手段使投資者受損;還有交易平臺淪為跨境“洗錢”工具，逃避外匯監管等等。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指出，這些交易平臺嚴重損害了投資者權益，加強監管刻不容緩。

        從暴富躁動到慘被“收割”

        數字貨幣是電子貨幣形式的替代貨幣。目前，市場上有兩大主流數字貨幣：一類是各國央行相繼推出的央行數字貨幣，承擔著法定貨幣的職能;另一類是以比特幣為代表的私營加密貨幣，更多被視為可投資的數字資產，成為交易平臺上的炒作對象。

        “若交易平臺每天交易額達100億元，每個股東每天至少可得2800元分紅!未來財富不可限量!”日前，在數字資產交易平臺“SPS交易所”的一次會議上，中國證券報記者感受到現場彌漫著躁動的氛圍，仿佛一夜暴富的機會唾手可得。

        會場上，主講人激情澎湃地鼓動投資者投資該交易平臺發行的數字資產HHS幣。然而，天上真的會掉餡餅嗎?

        中國證券報記者輾轉聯系到小陳。談及這段遭遇，小陳一肚子苦水。去年10月，小陳母親在一名自稱是哈希頓區塊鏈(深圳)有限公司負責人引導下，投資了“SPS交易所”發行的HHS幣。

        “當時我媽跟我借了幾萬塊錢，一開始我也沒多問她拿錢去干啥。后來，她竟然要發展我做下線，我才發現事情不對。”小陳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他母親早期投資的款項已無法提取了。

        雖然小陳一再告誡，但母親仍對“SPS交易所”深信不疑，萬分期待手中的幣價值暴漲。現在家庭內部對立情緒嚴重，小陳頗為無奈。

        暗夜狂奔亂象重重

        中國證券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全球至少有600家正在運營的交易平臺，在這些平臺上，各類數字資產“你方唱罷我登場”。

        然而，這些交易平臺良莠不齊，不少交易平臺在黑暗中狂奔，暗藏的亂象令人不寒而栗。

        小陳母親遭遇的就是“引流”套路，哈希頓正是所謂的“引流”公司。哈希頓一位成員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投資HHS幣后就可以成為“SPS交易所”的會員，若發展足夠多的下線，有望成為該交易平臺原始股東。

        這種“拉人頭”方式與傳銷異曲同工，靠數字貨幣漲勢哄騙用戶，通過發展下線的方式來擴大市場，具有很強滲透力。小陳向中國證券報記者提供的一張截圖顯示，除深圳外，哈希頓還將業務拓展至廣州、佛山、長沙、武漢等地，僅小陳所在的縣級市投資者微信群就超過400人。

        除了“引流”，“帶單”背后的套路同樣觸目驚心。所謂“帶單”，就是“帶單老師”指導某個幣種的買入、賣出點位，引導用戶在交易平臺上交易。一名自稱與“BTA交易所”合作的“帶單老師”李明(化名)介紹，自己會為用戶提供某個幣種的交易策略，引導用戶在指定交易平臺進行跟單交易，頻繁“做短線”。李明告訴記者，自己所在團隊的“帶單老師”多達50人。

        跟著“帶單老師”真的能穩定盈利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不僅如此，中國通信工業協會區塊鏈專委會輪值主席于佳寧指出，有些情況下，“帶單老師”會將客戶引至黑交易平臺進行交易，一開始黑交易平臺會讓用戶賺取微小利潤，后來則會利用拒絕成交、高位強平、極端行情無法操作，甚至關機跑路、無法提幣等手段惡意造成投資者虧損，甚至爆倉。

        此外，還有交易平臺涉嫌非法集資，淪為洗錢工具。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銀行3月聯合發布的一起懲治洗錢犯罪典型案例顯示，陳某波通過開設交易平臺發行幣種，拖延甚至拒絕投資者提現，涉嫌集資詐騙并潛逃境外。其妻子幫助其向境外轉移集資詐騙款，被認定犯洗錢罪。

        監管利劍亟待出鞘

        對數字資產交易平臺的監管仍面臨不少難題。首先，對法人主體監管難度大。原本在內地注冊的交易平臺已紛紛“出海”，監管存在一定障礙。一些受害者也反映，根本不知道交易平臺的地理位置及責任人，陷入投訴無門的境地。

        其次，追蹤交易也是一大難題。國盛證券區塊鏈研究院院長宋嘉吉說，數字資產的去中心化特點使交易平臺僅是撮合場所，用戶一旦提現往往難以追蹤。此外，數字資產技術迭代迅速，特別是去中心化金融的出現，更是使得監管難以在原有技術框架內進行。

        此外，全球范圍內尚無成熟的監管規則可供參考。北京尚光律師事務所刑事部主任丁飛鵬表示，目前各國家和地區對交易平臺的監管政策、規則、態度各不相同，尚無普適標準，大多處于探索和嘗試階段。例如，新加坡、日本、美國、馬來西亞、瑞士、英國等國以發放牌照的方式進行監管，我國香港地區則采用監管沙盒模式，一些國家甚至沒有監管。

        事實上，加強對虛擬貨幣交易監管正在形成更廣泛的共識。

        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規和監管機制是重中之重。于佳寧稱，應明確數字資產及交易平臺的法律地位，確定監管標準與監管職責，建立完善的準入退出機制等。監管部門應對交易平臺的運營能力和風險管控能力進行監管，要求交易平臺對股東資質、財政能力、業務范圍、財務細則、安全管理等相關內容進行披露，同時對交易平臺搭建者的能力和資信情況進行審核。

        就現階段而言，多位業內人士指出，監管沙盒不失為一種可取的模式。所謂“監管沙盒”，就是由監管部門按照適度簡化的準入標準和流程，允許交易平臺在有限業務牌照下，利用真實或模擬的市場環境開展業務測試。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一包容審慎的模式，在嚴厲打擊不法交易平臺的同時，還給予合規運營的交易平臺生存空間，這有助于建立和引領數字資產領域的行業標準。

        另一方面，強化技術應用層面的管理。“應加強交易平臺的反洗錢管理、資產安全管理等能力，通過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對交易平臺的日常交易進行監測，識別、評估、持續監測洗錢風險，還可逐步探索對數字資產進行托管、多方共管或保險機制，加強審計。”丁飛鵬稱，“對于風險較大的合約交易，可參考期貨交易，嚴格限制交易平臺的杠桿率。”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民眾對數字資產的投資熱情高漲，投資者教育任重道遠。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葉庚清提示，投資者應擦亮雙眼，加強對數字資產底層應用的了解，同時對違法違規活動加強防范，及時舉報相關線索，謹防受騙。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