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藝術史中，寫意是所有造型藝術的精神，是中華傳統繪畫的核心及靈魂，“寫意”一詞最早出現于《戰國策·趙策二》“忠可以寫意”，解釋為“公開地表達心意”。它是超越時空的創造，使中國畫保存并不斷加強和顯示著她“超以象外”的東方氣質。在“形似”和“神似”之間，均強調以“神似”為目標，而所謂的“神”，是創作者自己感悟而傾注了主觀“意”的成分，更想向外在傳達一種意志和精神。

        近年來，以“大寫意”風格聲名鵲起的實力派國畫家張永生主張，以寫意為精神的中國造型藝術大境界需要省略細節，關注生命的要害，直追形象之外的元神。張永生表示，如果說“寫意”是中國藝術的傳統，是中國藝術的精神、核心和靈魂。那么“大寫意”就是一種縱橫觀照、是一種全面的、古今一體的宇宙觀。它既是精神的，必然與物質相對應，但并不是虛無縹緲。是一種表現“意”、傳達“意”的客觀，這種表達意的對象不是原形，是一種人工造出的形即為“象”，通過立象表達人的一種觀念。“大寫意”也是一種外部存在投射在個體意識層面，通過思考、沉淀與積累，反向輸出的方法論，是從無法到有法，再從有法到無法，從而接近一種自由狀態。從理論到實踐來說，“大寫意”有著完整的認識與融入體系。

        大寫意國畫家張永生，一九五八年出生，滿族正黃旗。現為國家一級美術師，清美藝術創作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紫光閣藝術家協會副主席，大寫意國畫家，竹蘭軒書畫院名譽院長。張永生早年秉持“先學古人，后看今人，古今融匯，心神做筆。”青年時代前往浙江專修繪畫，后下鄉內蒙古，為能夠有機會寫生，就主動要求到生產隊當了“馬倌兒”，而多年草原牧野群馬奔騰的生活對于張永生來說，不啻是一次人生中最澎湃的藝術修行。國畫家被馬的野性和力量所吸引，被馬強健不息的氣節所感染，與馬產生了靈魂上的共鳴，這些藝術素養積淀經歷都為張永生成為現代畫馬大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也讓張永生國畫藝術中的“馬”，成為最具大寫意造詣的題材。

        畫馬在中國的繪畫史中有著很高的歷史地位，具有悠久的歷史積淀。在古代，馬的社會地位很重要，因此也具有很多象征意義與精神。代表著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所崇尚的奮斗不止、自強不息的進取、向上的民族精神。因此馬也成為眾多畫家所喜愛的描繪對象，在眾多寫意畫家中畫馬尤為其難，畫馬不僅考驗的是書畫造詣，更是考驗寫意畫者的哲思修為。中國繪畫史上，各歷史時期均有符合時代文化審美的突出風格。唐代是中國繪畫史上的鼎盛時期，出現了許多畫馬名家，包括曹霸、陳閎、韓干、韋偃最富盛名且遺風深遠。如國畫大師張大千所言“畫馬當以唐人為最，蓋于物情、物理、物態三者有得，是以為妙，宋人惟李伯時一人而已，元明以來，殆無作者，無論有清......”，國畫大師徐悲鴻則結合中西繪畫精辟，用大寫意大落墨的勾勒畫法，奠定了寫意畫馬的新紀元，開創了畫馬的新篇章。張永生在歷代畫馬名家名作中充分汲取融匯寫意內涵，更加注重文化藝術的本真溯源，如在其“法自然、法萬物”的大寫意凝練中，多次循跡到我國最大的巖畫寶庫--陰山巖畫中學“馬”的意涵表達，在張永生看來，反映古代各時期北方游牧民族質樸、生動，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的巖畫中的“馬”，在構思、技巧和表現力諸方面，均顯示出當時游牧先民敏銳的觀察力、樸實健康的美學觀和驚人的藝術才華。往往把從生活中捕捉來的馬的形象給予想象性的加工，把“馬”簡化到不能再簡化的程度，竭力突出創作的意識傳遞意圖，尤其是在早期游牧民族沒有文字表達形式的”干擾”下，反而使作品非常生動，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這一點，張永生認為與大寫意中的“意識認知”尤為源流同宗。

        張永生大寫意畫馬，既不追古于唐代畫馬的富麗豐腴神采不凡，也不擬古宋元勁練線條勾勒渲染，融古匯今兼收并蓄，通過極含意蘊無限張力的“簡筆墨韻”寫畫出創作的意識映射，令藝術的表達在多重個體精神上產生共鳴與交流，這“意在筆先、意在筆外”的不僅僅是重點體現畫作的核心，還將更大的神思篇幅留給觀者去“天馬行空”的遐想，這種“意識留白”的方式讓一副大寫意畫在不同的觀者心里產生更為寬泛于深邃的理解。中國繪畫史上，每一幅流傳至今的特色突出、藝趣鮮明的寫意畫作，往往是國畫家歷經人生洗練和積淀，藝術認知由量變到質變飛躍的文化結晶。

        大寫意國畫家張永生曾以“群馬氣韻，華夏奔騰”為主題腹稿經年，落筆近五小時一氣呵成一幅卷長18米潑墨大寫意的《百駿圖》而驚艷畫壇，《百駿圖》氣魄浩大，靈性十足，全卷層次感極強——奔跑的駿馬潑墨或濃或淡，把馬之無拘天性，剛烈之魂展現得淋漓盡致;臥馬愜意悠然，輕松中透著慵懶;特立獨行的孤馬緩緩而至……雖姿態百異，但弛中有序，靜中有情，頗有大美不言之感。現代書畫鑒賞家評論張永生大寫意《百駿圖》“驚鴻神驥，明滅云龍，意競徐駒，蹊徑大成”。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