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書籍，我始終懷著敬畏心，認真對待要設計的每一本書。每本書的內容不同，設計就必須根據內容有不同的視覺表達，書籍設計最難、最具挑戰性的也就在于此。”位于常德路的千彩書坊二樓常德藝廊，“緣·書·影——袁銀昌書籍設計暨攝影展”8月11日向公眾開放。這是中國“最美的書”設計師系列展第二回，展出書籍設計家袁銀昌設計的30余種書籍和10余幅攝影作品，吸引不少書籍愛好者和業內人士到場觀摩。千彩書坊“主人”張奇感慨，展覽幾個月前就定下和2021上海書展同期舉辦，雖因疫情防控，書展延期舉辦，但書香依然飄揚在這座城市。

        上海是中國近代書籍藝術范式革命的“溫床”，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上海涌現出錢君匋、何禮蔚、任意、范一辛、陸全根、陶雪華、呂敬人、沈蓉男等影響全國乃至世界的名家，出生于1955年的袁銀昌是承前啟后的主力推手和當代海派書籍設計的代表人物。自1980年從事書籍設計以來，袁銀昌為數以千計的圖書設計封面。《寒夜》《抗戰中的文化責任》《齊白石四絕十方》等經典書籍設計，演繹著一出出生動的大戲。“他與作者一道，賦予一本書完整的生命，讓書籍設計上升為一種藝術。”作家、出版人孫颙如此評價。

        袁銀昌與書的緣分，從童年開始。“上小學，發下了新課本，先是要把封面保護起來，用舊報紙以不同的折法做封套，在封面上自己認為恰當的位置認真地寫上課本、姓名及班級名，然后，在書本的空白處涂鴉上自創的‘插圖’，這可能就是我從事書籍裝幀的緣起。”袁銀昌笑道。

        展覽現場，他引領前來參觀的愛書人瀏覽自己的“得意之作”，比如2001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和他的湘西》，凝結著作者與設計師的共同心血。“我感動于女攝影家卓雅傾十數年心血跋涉在湘西的土地上，拍攝了上萬幅具有濃郁地方風情的作品。設計緊緊抓住了質樸的特點與地域的特色。首先選了一種有草莖機理的藝術紙，體現樸素的鄉土味。其次，為了強化湘西的地域特色，在圖文間增加了很多湘西民間日用器物和手工藝品：粗瓷碗、草鞋、煙袋、泥玩具、剪紙、銀項圈等。”在袁銀昌的建議下，卓雅再度赴湘西拍攝了大量農家生活器具和有實用功能的文物，這些土氣十足的小物件成了整體設計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成就了這本后來獲第六屆全國書籍裝幀藝術展銀獎、美國富蘭克林版面設計一等獎等諸多榮譽的“中國最美的書”。

        再如2016年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樂舞——經變樂舞》，袁銀昌說，有關敦煌壁畫的書籍畫冊出了很多，做一本“不一樣”的敦煌書成為他最基本的設計構想。他曾幾次赴敦煌觀摩壁畫，沉靜而又華麗的色彩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要在書籍中再現這樣的色彩，談何容易。為此，他又專程赴敦煌，對大部分圖片做了現場比對和校色。“設計師賦予了書籍外在的美，但更應該做的是提升書籍的內在品質和價值。”袁銀昌說，為《敦煌樂舞》做設計的大量時間是花在印前調試和各種不同特性紙張的比對選擇上，最終找到了合適的材料來呈現樂舞壁畫，看起來似乎與設計關系不大，但這恰是書籍設計中的重要部分。

        2005年出版的《錦繡文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也是如此，“在設計過程中大量工作是修整圖片的色彩和明暗的平衡度，有時一幅圖片就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完成后，再從整體色調上進行調整，最后與作者反復確認。一些工作在設計過程中做與不做，認真與不認真，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還有暢銷一時的經典書系《話說中國》，不僅封面、封底、內頁都精心設計，袁銀昌甚至連“飄口”都不放過。《話說中國》每一冊書的飄口，都標明了此書記錄的歷史年代，比如“清一”的飄口標了“1644-1840”。這樣，書放在書架上，不論正反，都能很快找到需要的那一本。別看就飄口這幾個數字，做起來并不簡單，需要在每一頁上都“動手術”，而每一頁該印多少都是計算得出的，對印刷裝訂都是考驗。

        為將“書香”傳遞給更多人，20世紀90年代起，他在上海率先成立袁銀昌藝術工作室，探索出版改革，培養出版新人。千彩書坊則是滬上首家自籌經費設專區陳列推廣“中國最美的書”的實體書店，每年舉行“中國最美的書”國際設計家圓桌論壇，接待過眾多中外書籍設計家。

        “一位好的書籍設計師要有寬廣的視野、多方面的興趣愛好，以廣度建立起藝術高度，將技術上升到藝術，希望小書店里的‘大’展覽能從一個側面展現出上海的文化軟實力。”張奇說。

        “我最想說的是，設計者首先要做人。你是怎樣的人，才會有怎樣的作品。”袁銀昌總結道。

        此次展覽由上海市出版協會、中國出版協會書籍設計藝術工作委員會主辦，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長青文化專項基金、千彩書坊承辦，上海長江出版交流基金會、中國“最美的書”評委會、上海市出版協會書籍設計藝術工作委員會協辦，將持續至8月31日。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