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央行披露的最新《2018年金融機構信貸收支統計》，截至今年4月末，中資全國性銀行結構性存款規模增至9.15萬億元，僅前3個月結構性存款就已新增1.84萬億元，已超2017年1.8萬億元的全年新增規模。
結構性存款的設計一般為“存款+期權”，基于嵌入的衍生品工具可劃分利率、匯率、商品、股票、信用等掛鉤型產品，形成“低風險低收益+高風險高收益”資產組合。收益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存款所產生的固定收益，另一部分是與標的資產的價格波動掛鉤的收益，能夠使存款人在承受一定風險的前提下，在基礎收益之上獲得較高投資收益。
對于結構性存款規模激增，交通銀行(6.130, -0.01, -0.16%)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武雯表示，其背后是資管新規下銀行表內理財向結構性存款轉化的內在需求。由于資管新規對銀行表內理財（也就是保本理財業務）形成沖擊，為了表內理財業務謀求轉型，結構性存款作為替代品而受到較大青睞。
武雯表示，實際上比較典型的結構性存款包括利率掛鉤型、匯率掛鉤型、股票掛鉤型、商品掛鉤型等，盡管掛鉤的衍生品不盡相同，但基本結構為“存款+期權”，理論上收益情況根據衍生品相關聯資產的相應情況確定。
“但銀行搞了很多‘假結構’，即設置一個不可能達到的條件。例如設置人民幣對美元達到8，收益就給5.5%；沒達到8，收益就給5%。但這是不可能達到的條件，因此至少收益要給5%。”一位分析人士告訴記者。
4月底發布的資管新規要求金融機構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產品出現兌付困難時不得以任何形式墊資兌付，嚴監管下銀行保本理財業務面臨轉型。上述人士表示，現在銀行將這種結構性存款作為保本理財的替代品，且由于結構性存款屬銀行表內業務，不屬于資管新規規范范圍，但其“真保本”功能仍屬于變相剛兌，與資管新規打破剛兌的精神相違背。另外，因為以前保本理財沒有收益上限限制，而目前表內存款、大額存單還有利率上限，銀行發行“假結構性存款”產品相當于變相高息攬儲。
武雯也表示，激增的結構性存款中存在一定規模的“假結構”，即存在并未真是掛鉤衍生品的“假結構性存款”。所謂“假結構性存款”就是由于期權觸發的可能性極小或者收益率基本固定。武雯認為，這主要由于投資者對于風險與收益的錯配預期的存在。由于銀行的結構性存款客戶基本上為大客戶，對于收益率的波動較為敏感，為防止客戶流失，尤其是客戶粘性較弱的部分銀行不得不大量發行“假結構性存款”。她強調，“假結構性存款”的存在不利于銀行打破剛性兌付。
近期有媒體報道，相關結構性存款的監管規則正在討論，或將很快出臺以規范現有市場。武雯認為，預計在目前嚴監管的背景下，結構性存款業務的管理規則將很快落地，在銷售流程、協議文本及投資者風險提示等方面將進一步作出明確指導，“假結構性存款”生存空間將受到擠壓，有利于銀行業進一步打破剛性兌付，同時銀行業負債端壓力將進一步加大。
嚴監管下銀行負債端承壓、金融脫媒背景下互聯網金融發展導致銀行存款“分流”也是結構性存款激增的原因。華泰證券(17.920, -0.31, -1.70%)研報顯示，中資全國性銀行結構性存款在2017年下半年即有較為迅猛的增速，從2017年2月前的近乎零增長發展到2018年3月近乎50%的增速。個人結構性存款增速更高，2018年3月底，個人結構性存款同比增速達到60%以上，中小銀行達到75%，另外，中小銀行的對公結構性存款發力也較猛。
“現有結構性存款發行主體中，中小銀行是主力，一季度發行占比超50%。中小銀行特別是農商行因缺乏衍生品交易資質和優秀的投研能力，發行難度和風險較大，也是‘假結構’型產品的發行主力。”上述研報稱，從香港、新加坡等國際發達金融市場經驗來看，對結構性存款業務的監管顯著嚴格于普通存款業務，同時，為顯示結構性存款顯著不同于普通存款的風險特征，“結構性存款”法律文本上的名稱多為“結構性投資產品”。預計未來針對結構性存款的專門性監管政策會逐步出臺，引導商業銀行由保本理財、假結構性存款向真結構性存款的方向過渡。
《電鰻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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